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事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四渡赤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中图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彭德怀等人。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参会人员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里的油印文献中，有一份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内容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此后苟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即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苟坝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挽救命运的遵义会议

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核心要义正基于此，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体现着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遵义会议亲历者、革命元勋刘伯承在《回顾长征》里写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遵义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遵义会议的意义是：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0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陈奇

陈奇

陈奇（1910——1956），男，河南罗山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4年，历任红四军三十九团战士、三十六团班长、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排长、新兵营长、二十七师营教导员。

1910年出生于罗山潘新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陈以安早逝，母亲杨氏带兄弟三人生活，陈奇为老三。因为家贫无地，所以佃旱地三斗、水田一斗半以为生计，三兄弟均当雇工维持生活。因家里穷，陈奇没有上过学, 10岁起即开始当雇工，给人放牛、种田。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来到陈奇家乡潘新店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当时罗山县多数农民没有土地或有少量土地，少数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尖锐。陈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乡农会，赤卫军，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之后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当红军离开潘新店后，陈奇的两个哥哥陈其开和陈其贵惨遭杀害，母亲杨氏被赶出村庄饿死他乡，全家四口仅剩陈奇一人。

1931年6月，陈奇在罗山县彭新店，经曹仁山（长征中牺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 陈奇历任红四军三十九团战士、三十六团班长、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排长、新兵营长、二十七师营教导员。

山东沂蒙反扫荡后干部合影

1934年4月起任二十七师八〇团营长。参加了保卫鄂豫皖根据地、创建及保卫川陕根据地的战斗，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西路军西征。西路军失败后，部队被打散，陈奇多处负伤。时值严冬，冰天雪地，饥寒交迫。陈奇昼伏夜行，寻找部队。在到老乡家要饭时被发现，不幸落入敌手。陈奇沉着应对，未暴露其营长身份。与千余弹尽粮绝的西路军将士被关押在兰州。之后在解往西安途中经甘肃平凉时逃出，找到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只身归队。

1937年7月陈奇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任学员。1938年3月任区队长。同年8月，随延安赴山东干部大队去山东敌后根据地。同年11月抵达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团副团长。1939年3月整军，四支队的三个团整编为三个基干营，一团整编为基干一营，陈奇任营长（教导员陈宏）。

1940年4月四支队又把三个基干营重新合编为新的四支队一团，陈奇任副团长（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参谋长于淞江、政治部主任孟英）。该团是四支队主力部队。因其后又编为山纵一旅二团及鲁中军区二团，故又称“老二团”。一个月后，即1940年5月，四支队又从该团各营抽出一个连为骨干加上升级的地方武装组建了四支队三团，陈奇任三团团长（政委杜西书）。

陈奇与战友合影

1941年7月，四支队三团改称蒙南支队，陈奇任支队长（政委杜西书）。蒙南支队受山东纵队直接指挥，坚持蒙山区斗争（蒙山，临沂境内）。1942年1月，蒙南支队与一旅三团合编，陈奇调回二团。同年7月，陈奇接任鲁中军区二团团长（政委李伯秋）。二团是鲁中军区直属团，受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1943年起)、政委罗舜初直接领导。同年12月，陈奇兼沂山（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沂山，临朐境内）。1943年9月，陈奇任二团团长兼第五（鲁山）军分区司令员（鲁山，淄博境内）。1944年9月，任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二团团长。1945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发起对山东地区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全区部队编为8个师12个警备旅。陈奇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一旅旅长（政委李伯秋、林乎加）。在我军收复张店等地后又兼任淄博张卫戍司令员。

1946年3月陈奇因重病（高热不退）离开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一旅旅长之职，住院养病。1947年2月，病情好转出院。虽然陈奇想回到主力作战部队工作，但上级考虑他身体较弱，安排到地方部队工作。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南海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辛少波、副司令员刘林）。1948年2月任新组建的胶东新五师师长（政委阙中一）、1949年3月新五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军长谭希林、政委彭林、副军长刘涌）九十五师，陈奇任师长（政委阙中一）。

陈奇与战友合影图片

长期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陈奇九次负伤，致二等伤残，积劳成疾。陈奇曾告诉王江其病根始于西路军浴血苦战、弹尽粮绝、伤病交加、风雪饥寒之时。所以，陈奇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解放战争时期是抱病坚持战斗在军事指挥员的岗位上。

1950年初，陈奇奉命率九十五师自青岛赴福建，备战解放台湾。但在途径南京时，痼疾急性发作，大量咳血，送医院抢救治疗。遂离职养病。

1952年，评准军级。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6年4月29日病逝于南京颐和路家中。获烈士称号，葬南京雨花台望江矶（现功德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