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事记——红军长征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5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红军爬雪山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分为6个阶段：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自1934年10月11日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7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级行政区，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长征过草地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红军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等偏远地区转移。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在包座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4800余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长征路径陕北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抓住甘肃南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共同迅速北进，开创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红军过桥图片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8～20日，红军南下部队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分两路向上述地区发展，至11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灭川军一部。19日，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10多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红军连续作战，缺少粮、弹，不断减员而无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36年2月，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于3月进入西康省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这时，红军南下部队减至4万余人。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后，于11月底进占溆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尔后转向西进，1936年1月9日、12日先后占领黔东的江口、石阡地区。由于国民党军迅速逼近，红2、红6军团于19日决定，放弃在石阡、江口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接着展开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进行群众工作。27日，在各路国民党军迫近的情况下，红2、红6军团再次西进，进入乌蒙山区，同优势之敌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山地回旋作战。突破重围后，于3月22日进抵云南省宣威县来宾铺，28日又南进至贵州省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并准备在此地创建苏区。30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令，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红2、红6军团分别从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女英雄们

 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于7月上旬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西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胜利

 在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心中感慨万千，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七律·长征》：

《七律·长征》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长征的路程充满了血与泪，而其中蕴含长征精神是红色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现在，也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并付诸在现实生活中。

 红军长征到底有多艰苦？

 一、军服紧缺，单衣过冬。刚出发时干净的军服，在经历过硝烟和战争之后，早就破的不成样子了。战士们受伤了，血浸染了军服，洗不干净了，部分人的军服也是缝缝补补，走到后来，军服已经烂的无法再添补丁了，又没有新的军服，大家就都不穿军服了，就连贺龙也都是身着便服，而且没得换。冬天的时候也有棉服，但是大家都不舍得给自己穿，因为伤员很多，战士们自发的把棉服让给了生着病的战友，很多人都是单衣过冬，山林里温度奇低，战士们只能抱团取暖。

 二、没水洗澡，席地而睡。红二方面有后勤保卫处，也有负责生活做饭的炊事班，这些部门是管战士们生活的，洗脸、洗澡都管。可是战士们太多了，热水烧不过来，因此，洗澡都是轮流着安排的，长征之初是初秋，后来由秋过渡到冬，天气虽然冷，但是走一天后出汗是在所难免的，在不能洗澡的时候，战士们身上总是有一股汗味，而最致命的是虱子，战士们身上头上的虱子让他们痒的难受。为了行军更为顺畅，有些人想到了洗“旱澡”，就是不用水，生起一堆火，用手搓身上，然后手动除虱子。洗完澡就要睡了，如果是住在村庄里，高级将领们住在地主家的土堡里，战士们住在普通农户家，住不下的，住在树下。墙边搭的帐篷或者席地而睡。

 三、步步为营，基本靠腿。普通战士走路、整个长征过程基本上都是靠腿走过来的。

10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陈树湘

陈树湘（1905年1月30日-1934年12月18日 [1]  ），湖南长沙县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革命烈士。

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投身革命

1919年，参加新民学会发动的长沙反日爱国运动。

1921年，与在长沙清水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毛泽东结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参加北伐军叶挺部，历任班长、警卫团排长。同年9月随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上井冈山，历任红4军第31团连长、第3纵队大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1931年后，历任红12军团长、红19军第56师师长、红5军团第34师第101团团长、第34师师长，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中，陈树湘身经百战，屡建奇功，逐步成长为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负伤的陈树湘

1934年10月，陈树湘率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担任全军总后卫，同国民党追兵频繁作战，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11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付出重大牺牲，全师由6000余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陈树湘指挥红34师数次强渡湘江，都先后失利，陷入敌人的重围。面对严峻形势，陈树湘执行退回湘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率部突围。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突出重围。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危急时刻，陈树湘命令大部队突围，自己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经过激战，大部突出重围，陈树湘不幸被俘。

1934年12月18日，在敌人押送前往长沙的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时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