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事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古田会议会址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湘南起义图片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26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迎接正在养病的毛泽东。这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已经为红军“政治建军”指明了方向。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移师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为召开红四军九大作准备。

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此次整训始终围绕一个目标：党管军队，努力锻造政治更加合格、纪律更加严明、作风更加文明的红四军。

政治整顿旨在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这主要进行了三方面工作：首先是召开地方群众、基层士兵和连长以上干部等各种调查会，鼓励大家谈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及建议。其次是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指示，对半年来已经暴露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内部展开讨论，初步明辨是非，为统一思想认识打好基础。第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

“九月来信”

 军事训练旨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要求，加强官兵军事素质和提高战斗力。主要工作：一是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二是加强红军的制度建设，制定红军的若干条例、条令等法规，使其逐步健全起来；三是朱德讲授组织编写的《新游击战术》，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意识；四是培训地方武装干部，上军事课，为发展地方武装和巩固地方政权打基础。

 新泉整训是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重要筹备阶段，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也为起草九大决议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文字准备。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具体情况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批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

 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些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案着重地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批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毛泽东讲话图片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为什么叫古田会议？

 因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100位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周子昆

周子昆（1901-1941），原名周维宽，字仲和。广西桂林市人。

190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中学教员家庭。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在广西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入桂军刘震寰部当号兵，后任上士、事务长、排长。

1925年6月投身革命，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班长。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排长。

1926年随军北伐，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役，曾任连长、第4军军官教导大队大队长、营长。

1927年8月，周子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赣粤湘边界。

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28团1营营长。4月到井冈山。后历任红4军教导队副队长、红6军第2支队支队长，红1军团第3军参谋长、军长，红5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福建军区总指挥、独立22师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赣州、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在中央苏区期间，周子昆工作频繁变动，几上几下，但他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

红军图片

1934年4月，周子昆临危受命，调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师长。他和师政委方强等认真总结部队作战失利的教训，指出：敌强我弱，“叫化子岂能和龙王爷比宝”，决不能跟敌人死打硬拼。他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组织精干部队，抓准战机，向敌军的侧翼突然出击，快打快撤，干净利落地吃掉了敌人五六支前伸的部队。接着，亲率师主力五个营夜袭周田，歼灭敌正规军一个营和大批地方武装，初步扭转了赣南战事的被动局面。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二十二师编入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纵队的左翼掩护任务。中旬，红军进入粤赣边界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遭到敌军的截击。周子昆奉命率六十四团迎战，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使敌军难越雷池一步。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赞扬说：“二十二师完成任务很好，特别是六十四团打得勇敢，打得坚决，保证了中央、军委纵队的安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第1局局长。

1934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抵达桂北，蒋介石调集25个师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为突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红军与敌军展开血战。红九军团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的五路追剿军蜂拥而至，二十二师左冲右突，伤亡惨重。周子昆负伤后，率余部突出重围，追上了主力。“太上皇”李德为推卸责任，竟拿周子昆开刀，斥责他“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把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得知自己的爱将面临噩运，便出面干预：“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便保住了周子昆。毛泽东的“处理”是将周子昆送往附属医院，叮嘱他沉着气，养好伤，日后再“执掌兵符”。遵义会议后不久，周子昆复出，任红五军团副参谋长。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二占遵义、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中，积极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红一军团图片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进行整编，周子昆先后担任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局）局长，随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行动。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顽固对抗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红军北上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公开攻击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坚持其全军南下的错误主张，并迫令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表态。周子昆坚定地说：“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南下肯定没有出路。即使战死、冻死、饿死，也要死在北上的路上。”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周子昆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他在10年的征战中曾三次负伤，当时又患肺结核病，身体羸弱。他以顽强的毅力，带领部队战胜种种困难，一次次走出连鸟兽也难以穿越的草地。

1936年9月中旬，中共西北局在甘肃岷州举行会议。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决定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会后，张国焘公然推翻这一决议，坚持部队渡过黄河西进。周子昆和朱德总司令等坚持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耐心地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做说服工作。朱德于9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有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子昆、朱德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不能负此责任。”由于朱德、周子昆等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0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汇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铁流。从此，中国革命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1937年初入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兼任队长。

1937年12月，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并参与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皖东敌后挺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8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他治军严格，重视司令部建设与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1941年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师向东流发动第三次总攻，新四军5团和特务团的阵地相继失守，设在石井大院的军指挥所被冲散。从东流山后撤的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原来的建制已经打乱，无法实行统一的指挥，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1941年1月13日晚上，叶挺军长下令，要求大家想办法突围出去，三、五个人一起都行。他亲自率领大家翻过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却。经过一夜，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大康王，出坑口处已被国民党军108师堵击，封锁了新四军出路。军部领导人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力量，决定由叶挺军长出面，下山去同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1941年14日下午4时，叶挺在鹿角山以西山冲中，被国民党军52师扣押。叶挺被扣后，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连续几天，国民党军的搜查围剿是很细的。

右二周子昆

新四军的余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山村和丛林中，军部的一些领导人也都已失散。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人在一起。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在一起。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人在一起。几天过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项、周见面时，两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面对新四军遭到的惨重损失，一边讲一边都哭了。项英说：“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项、周会面后，在石井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准备同地方党取得联系。随后，又向激坑方向转移。在激坑，又零散地遇到了一些指战员，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他们都是在事变中由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这些同志和当地群众、地方党的同志都有了联系。他们零零散散地遇到的新四军指战员，一共有好几十人，因此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杨汉林任支部书记。由于和群众及地方党有了联系，突围去江北的计划，也有了一些眉目。

1941年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的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在蜜蜂桶附近，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人要进洞，一定得沿着山腰攀住凸起的石头或枝丫才能上去。洞很小，只能容纳四五个人。当时安排项英、周子昆住在这个洞里。在这个洞里的，还有黄诚、刘厚总等人。在这个洞下面约200米处，搭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这里担任警卫。项英、周子昆在这个山洞里大约隐蔽了十天、半个月时间。

石井坑图片

1941年3月13日，在上面山洞里的，除了项英、周子昆外，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员夏冬青、黄诚。这天白天，周子昆叫黄诚到山头上去瞭望、守卫，傍晚回到洞里。夏冬青到下面茅棚弄水洗澡，因下雨雪，被阻在山下。

1941年3月13日，李志高带了一些人去侦察情况，购买粮食。还决定第二天（即3月14日）清早由刘厚总、李德和两人下山去找旌、径、太县委书记洪林联系突围过江的事。

山洞里的地势外高内低，里面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地很潮湿，靠洞口则较干燥。黄诚挨着石壁先睡下，过了一会儿，项、周以及刘厚总也都睡下。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深夜2、3点钟（即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他当时是左侧身睡的，一支快慢机枕在头下。听到枪声后，便伸手去摸快慢机，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他的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这一枪打在脖子上部脑壳下，子弹自右至左穿孔。刘厚总以为把三个人都打死了，抄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去了。

1941年3月13日，周子昆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时年40岁。

后来，朱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周子昆原则性强，刚柔并济，有勇有谋，是个难得的将才。”

1955年6月，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