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譚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燾、項英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30余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并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

中共三大會址

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對當時形勢的判斷和謹慎思考，確立了黨的方針路線，即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實現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全體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黨的三大的重大歷史功績。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中共三大會議圖片

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等9人為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后由于譚調職，改為王荷波）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

黨的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黃花崗烈士墓

黨的三大結束的當天，代表們來到黃花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揮下高唱國際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在雄壯有力的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了 。同時也開啟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先河，掀起了大革命的波濤，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從此，中國共產黨走上更加廣闊的歷史舞臺

為什么中共三大地點要選在廣州?

    早在 1922 年 5 月，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利金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中單列有「中央局遷往廣州」一目。其中提出，中共中央組織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廣州」，「最重要的理由」是：「現在在南方有廣泛的合法條件；在廣州有最先進的工人運動；廣州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

為什么說中共三大時毛澤東進入了中共領導中心?

    在中共三大報告中，陳獨秀在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唯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控制之下。中共三大選舉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并當選為中央局秘書，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

100位中國共產黨人的故事——項英

項英（1898.5—1941.3.24），原名項德隆，又叫德龍、飛龍，號江鈞，化名張成、韓應、江俊，筆名夏英 。湖北江夏（今武漢市江夏區）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名將。

1913年，項英在武昌涵三宮的日新預備學堂讀完初中后，15歲便進入武昌模范大工廠當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還堅持讀書。工作的磨礪和社會的淬煉塑造出他求識自強的不屈性格。

1920年曾在武漢組織過紡織工人罷工；

1921年12月起在武漢江岸籌建鐵路工人俱樂部。

1922年10月，項英領導漢口揚子江機器廠罷工，并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條件。廠方對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絕采納，還關閉了廠門，企圖“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項英鼓勵工人們“要提起精神，努力奮斗，爭回人格，寧死不屈，為揚子工人爭口氣，為天下工友爭口氣”。經過細致的組織宣傳和思想工作，工友們團結一心，意志堅定，最終取得罷工斗爭的勝利。項英很快成為武漢工人階級公認的領袖之一，深孚眾望。

1923年，領導平漢鐵路“二七”大罷工

1925年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1926年秋起，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任總隊長，配合北伐軍作戰，維持社會秩序，參與收回漢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變的斗爭。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一起，率留在蘇區的紅24師和地方武裝1.6萬余人，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11月底，鑒于形勢惡化，逐步作出獨立自主堅持斗爭的部署。

項英、陳毅圖片

1935年2月后，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組織紅軍和游擊隊分路突圍，轉入分散的游擊戰。在與中央失掉聯系、國民黨軍持續“清剿”的極端困難條件下，緊緊依靠群眾，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及時調整策略，變換斗爭方式，領導贛粵邊游擊區軍民作殊死斗爭。曾將游擊戰術編成歌訣，教育紅軍游擊隊提高斗爭藝術，巧妙地與敵周旋，靈活地打擊敵人。和各游擊區指戰員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擊區革命支點，保存了革命骨干。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和陳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止沖突、合作抗日的談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改為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依據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國共產黨到武漢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就新四軍的具體編組達成協議。

1938年春，向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用很短時間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編組為新四軍。接著，派出先遣隊赴敵后作戰略偵察，陸續組織部隊向蘇南、皖南、皖中敵后挺進，開展游擊戰爭。抓緊東南各省中共地方組織的恢復、建立和發展，在長江南北地區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重視部隊建設，強調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大力培養干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揮春季反“掃蕩”，10月參與指揮秋季反“掃蕩”，共殲日偽軍3000余人。但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向敵后發展的措施不力，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準備不充分，對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轉移未能抓住有利時機，在

1941年1月轉移途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嚴重損失負有一定的責任。皖南事變后，項英、周子昆等率軍部10余人隱蔽于附近山區；

1941年3月24日，在安徽涇縣蜜蜂洞被叛徒劉厚總殺害。時年43歲。

項英之墓